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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洪水与绝望】

1.

绝境是检验德性的修罗场。日本的“大逃杀”题材表现的是对“鲁荣渔2682”的生死恐惧。但一个是艺术虚构,一个是实际事件,这表现了艺术家对自发秩序的远见与散沙民族一切皆无准备之间的区别。

人们在绝望面前的反应,一多半取决于既有的习惯和准备。而这种反应后果,基本也是因时造法的临界奇点。在绝境中吃人以活命,就属于对吃人民族的后世造法。所谓“恶例既开,则鼎之轻重可问”,便是说人们突破底线之后,便无底线。

2.

对绝望,须有所准备,才不至于在绝境中失去指南。这种准备的第一步不是救生包,而是一种确信,确信大洪水就在眼前。

大洪水是信仰前的确信。对未来灾难的确信,相比于对未来幸福的小确幸,其姿态高出一万个珠穆朗玛。

确信大洪水,这跟科学家根据轨迹算出彗星撞地球,或根据地壳波动频率预测地震,是同一种性质的知识。所差别者只是计算方法似乎不同。

3. 在大洪水没有来临之前,仅仅是大洪水的消息,都可以检验德性。有些人的德性低下,恰如军营里,无能将帅不怪自己指挥无方,却要斩了前方带来战败消息的传讯兵。

采取鸵鸟政策,掩耳盗铃摘取小确幸,是费拉民族自以为的最佳生存策略。

真话,是来拯救的,但在“坐稳了奴隶”的人看来,是毒药。因为命运从来不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如果猪能理解自己长肥了进屠宰场的真理,它还愿不愿意长膘?

4.

有两种绝望,一种是命运反正不在我手的绝望,一种是预见到命运居然不在我手的绝望。前一种是现在进行时的、被占据的绝望,后一种是将来时的、期待着的绝望。

实际上,费拉民族总是已经处在或大或小的大洪水中,比如三百年一更替的王朝人口替换,所以,他们才会麻木。麻木是司空见惯后对于自身命运的漠然。麻木还包括:如果你告诉我真实的惨境,我先弄死你;如果你独个儿出去过好生活,我先弄死你。

而后一种绝望,首先需要一份孩童式的天真,需要一份出淤泥而未染的心灵隔绝:命运居然不在我手!只有童真的心灵听到大洪水的消息,才会惊恐和颤栗,乃至带着一点点的期待和希望。童真的心灵意识到,自己原本就处在绝望中,所以,如果有另一种绝望,它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另行的选择,更何况它还带有拯救的信息,这多好啊!

5.

所以,真正的大洪水其实是负负得正。 大洪水背后必然有着弥赛亚,这才是大洪水的最准确的信息。

绝望是引子,信仰才是方舟。

自发秩序是从心灵来的,战斗力是从武德来的。而心灵及其武德的根据都在于对自身所是的信念和对无上超越者的信仰。

6.

“自古以来”不是新生民族的论证方式,逆境和绝望却可以成为新生民族的论证方式。绝境不是生活的目标,但苦难恰恰是通往幸福的最有力燃料。

犹太人是费拉帝国埃及王朝下的顺民,谁能想到他们成了耶和华的选民?最弱逼者有最深重的苦难,最深重的苦难凝成最坚定的信仰。

即绝望而希望,即战争而和平,即死亡而新生。

7.

野蛮也是一种智慧。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这就是博弈的开端。从博弈开端到博弈的最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有很多细节无法用回忆或言语表明,这就是默会知识。有些博弈只到达了“我可以打你,而你只可以屈服,这就是你对待我的正确方式”,这是野蛮奴隶制。有些博弈到达了“我可以屈服,但我可以在不同的主人之间屈服,有种你们主人之间打打架,谁赢我跟谁”,这就变成了封建社会的自由。有些博弈到达了“我们自由人之间不打架,但大家一起管好战俘、奴隶和女人”,这就是雅典民主制,贵族立宪君主制,有些博弈达到了“取消选票的财产权限制、女人也可以投票、有国籍就是公民”,这就是现代民主制。但不要以为这些路径是多余的,有什么好东西,后发优势一步登顶直接拿来用,恰恰是糟糕的。比如白左真诚地相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于是绿绿派出和平绿宣扬绿教自由开放和平,同时转化暴力绿进行屠杀羞辱,以表明自己内核清真,但白左被自己的话僵住了,只能喊宽容,担心以牙还牙会把和平绿也激怒了。

【反智主义】

8.

我们在“土豪-游士”的认知框架中,已经隐约读到了一种“反智主义”。一般意义上的反智主义,就是相信亲身体验的默会知识,远甚于他人著说立说的书本知识,或者从另一个方面讲,就是把“知识人”看成是一种脱离了劳动者群体的特殊兴(li)趣(yi)阶层。政治上的“反智主义”往往与平民主义站在同一战线。平民主义就是对包括知识精英在内的一切精英阶级(有时也会是特权阶级)的不信任和抵抗态度。

不管是反智主义还是平民主义,这两个称呼,一般人也是得达到一定的知识水平才能触摸得到的词汇。于是问题就来了:那些反智主义的抵抗本身其实也是智识行为:如果不是极为高端的智识行为——它旨在对现行学院体制的知识生产提出批评;也起码具有最基本的智识能力——他们拥有自己切身总结的生活经验。

“反智主义本身是智识行为”这一点,有两重含义。首先,反智主义并非鼓吹蒙昧,或走向“蒙昧主义”。对学院知识的“纸上谈兵”的厌恶,和对学院派的道德崇(wei)高(shan)的揭露,并不表示要拥抱愚蠢和实施邪恶。反智主义不是反对知识或智慧。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智识行为的反智主义,总是走在一条自我矛盾、自我抵消的道路上,用一种知识行为来宣告知识生产的偏见性后果,让人们警惕知识和知识人,这意味着对于知识的真理垄断地位的谦逊悬搁。阿姨在阐述“土豪-游士”的架构中谦逊地称自己做了“游士”的工作,便是这样一种“反智主义”:它是游士性质的,但同时是为了土豪的。

9.

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在主流叙事中,尤其在民主国家的政治选战中,反智主义和平民主义是政治对手间互相攻讦的用语——这两个词汇中的贬义性在于:反智主义跟主流的知识价值取向不符;平民主义有煽动暴民情绪的嫌疑。根据20世纪的政治经验,反智主义和平民主义正是极权政治利用专政机器碾碎原子化个体后,轻松排除异己的手段。但在21世纪两个十年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政治博弈中,这两个词似乎在由中性化而逐渐变得可以被自我标签化。

有两种反智主义:左派的反智主义和右派的反智主义。当保守派人士批评左派有着反智主义倾向时,指的是学院左派背弃传统正典,以各种方式(女性主义视角、后殖民主义等等)解构传统知识体系和价值观。而当自由派指责保守派有反智主义倾向时,指的是类似蓝领工人嘲笑华尔街职场人士,虔信人士拒绝达尔文进化论,乡民不信全球气候变暖学说,等等。

10.

可以设想一个基本的知识处境,来廓清这里的问题。哲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这件事在哲学范围内,一直像它遭遇的所有其它问题那样,聚讼纷纭。有些哲学人说,已经是了,或者正努力走在成为科学的路上;有些哲学人干脆说,为什么要像科学那样思考哲学,以及哲学如果跟自然科学一样,那就取消哲学了。在科学和哲学之争中,我们至少可以首先看到:确实有不同的知识类型或者知识探索方式。因而,反对某种知识类型,从来都不代表反对知识本身,或者说,不等于支持迷信或愚昧。

哲学作为一种知识的尴尬之处在于:对比于科学,哲学不是在积累中演进的知识;哲学的知识如果从一个立场跨越到另一立场,那么就到了互相谁也不能理解谁,以至于谁也不搭理谁的程度!哲学对每个人来说似乎都是全新的,没有多少必不可少的遗传基因,哲学知识像一个墓地,由其占地大小和墓碑的考究程度显示它们在“后人”心中的地位。哲学不是积累的,阅读一部具有最新update的哲学教材,并不比阅读最古老的哲学家原著更重要,以及更让人学会哲学思考。

让我们稍微看看科学。它探索知识的方式就比哲学谦逊得多。科学并不是要追求关于整个世界的总体知识,而只是根据观察得来的现象得出一小步、一小步的结论,这些结论允许始终被推翻,并成为科学进步的阶梯状成果分布。科学谦逊地注意到自己提供关于事物所呈现给我们的表象之间的关联性的知识。这些表象性的知识完全是具体的,是可以在实际的观测中检测得到,同时又可以被别人重复检测和观察的。这奠定了科学知识的累积或可遗传特征。然而,哲学总是骄傲地想要给出答案。这种答案如果不是在总体上全面地把握整个世界,以至于让人有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彻悟感受,那这哲学就还不够彻底。

11.

右派指责左派反智主义,有点像科学不愿受哲学的摆布,对于致力于运用观念于具体实践的劳动者来说,所谓理论家无非是会批判的砖家,只知道批判观念本身,实际操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对于右派而言,如果是反智主义的话,那也无非是反对理论的玄学,反对他们不切实际的空谈,反对抽象化、理念化和形式化。历史上的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常因为反对形而上学,而被判为反智主义。

而左派指责右派反智主义,有点像哲学批判科学的科学主义和技术格式化。对于占据了更高理论视野的知识人来说,劳动者的经验过于直接和片面,无法对于人类生存的整个经验做出恰当的反省和合乎实际的开拓。现象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批判科学的:因为科学只是对于人类表象经验的总结,它是有益的,但并不是全部,尤其是,科学并非人类感性的全部,并非人类所能思考的全部,人类之于世界的符合和创造关系,不能止于科学。

两者之争,非常类似于默会知识跟理论知识之间的抵牾和依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