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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和汉族

汉族喜欢民谣毫不奇怪。因为民谣大概是当代最本真的士大夫音乐创作了。高晓松说,汉族没啥音乐细胞,但民谣音乐将是对世界音乐的一个独特贡献。少数民族一碰到高兴的事儿,就开始载歌载舞,少数民族一碰到气愤的事儿,就一言不合,拔刀相向。为什么汉族好像既不能歌善舞,又缺乏尚武精神?

这或许就是因为汉族太文明了。文明相对于野蛮,绝非一边倒的好事。文明也意味着秩序生产能力的下降和秩序格式化的加强。汉族可能就是碰到了她自己的文明天花板,以至于守成保卫和创新发展的能力都显得衰弱。汉族,就其来源于“汉朝”的“汉”而言,这个所谓的民族实际上是一个特意被抹去特色之后的人群总称,而不是一个有自身特色的人群总称。这正是它与所谓少数民族的不同之处。汉族是对被统一地区人口的去民族化之后的总称,那些去不掉民族特色的才只好被称为少数民族。自汉朝沦亡以后,天下大同观念一直被士大夫阶级继承和捍卫。汉族是由士大夫守护的魂器组成的伪共同体。这个魂器是由诸如普通话、全国统一中小学教材、新闻联播和动漫电视连续剧等等共同刻划的天下大一统景观。但是,按民族主义的视角,这个魂器就是大魔王的鼎炉,是将所有特色民族灵魂投入其中的炼狱场所。因而它实际上是各民族冤魂的祭幡,它的飘扬恰表明各个特色民族的死亡。汉族,就等于无特色(灵魂)的民族。

这也就很好解释为何汉族没有音乐。因为汉族不需要音乐。音乐是灵魂的个性表达。没有灵魂的东西,对于音乐总是格外陌生的。音乐是世界的律动在人类心灵上产生的共鸣。这种律动唯有在活着的生命中才会被表现。音乐打动人的地方总是发生得仿佛像是奇迹。伟大的演奏、精湛的演唱是将音乐的魔力传递给我们的必要手段。然而音乐本身又实际上是超出演奏和演唱的。音乐就是一种自我心灵中特有的应合。一个人哪怕聋了,也可以创作或者听到最伟大的音乐。音乐绝不等于声音,而是——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在我们身体之外的灵魂。不怎么需要音乐的汉族,实际上与它不怎么需要灵魂相一致。汉族的无特色性,是士大夫主动打造的精神目标,自然也就无需在音乐上多下功夫。那些从事音乐工作的乐师、伶人是整个士大夫发明的秩序里地位极其低下的阶级,或许比青楼妓女还稍低一些。

然而,士大夫也并非没有音乐创作。尽管他们的整体精神气质并不偏向音乐性,但音乐自以其魔力而无所不在。最典型的士大夫音乐自然就是诗词歌赋。士大夫创作的永恒母题是:天地辽阔,时间仓促,我都已经长出了白发,一切俱是徒劳而已。唐诗宋词的本真性就在这些永恒母题之中。在这些母题中,异于那个士大夫精神格式化矩阵(Matrix)的题材一次次以放浪而又羞涩的姿态出现,表现为一种自由的抗争,然而同时又被自觉地压抑在雕虫小技的范围内。

当代民谣,大多出自稚嫩文人之手。“稚嫩”恰好用来形容他们的精神,一方面是未被格式化的,另一方面,他们只是处在巨无霸的格式化力量的对立面,却没有丰富的底蕴来与之对抗。他们背后的音乐精神,没有哥特、巴洛克、浪漫主义、古典派、摇滚、乡村、布鲁斯等等来支撑,即便音乐人本身受到了这类音乐技巧的熏陶,他们的听众的耳朵也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或许只是单纯的“礼失求诸野”而已,他们向臆想中的“民谣”学习,用“民谣”的方式表达,吟唱属于自己的词句。这些稚嫩文人的民谣不同于任何地方上曾有过的民谣,却实实在在地让人发现了地方特色、个人特色。在单调而破碎的曲风中,偶尔会出现神一般的旋律,它们完完全全地能让人想象知识分子的另一面,他们有心中的田野、狼、孤独、故乡、拉萨、春天……一个个具体的你和一个个落寞的我,以及,爱。最近涌现的民谣歌手,常常抱着吉他,不着调地唱着不标准的普通话,或者干脆用上了方言。民谣,无非是民族灵魂在吟唱。校园民谣,是预备役的士大夫惊讶同学少年今不在;摇滚民谣,是走上社会的士大夫惊讶人情世故自飘零。更多的民谣,便是更多的民族灵魂在吟唱。当然,唯有这样的东西,才会是真实的贡献。

2017.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