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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观念和姨学


(桃源演讲厅 12月10日,George讲洛克,侧记)


       自然法观念的核心意义应该还原到如下情境:如果我的行为不符合现成的成文法,但又是我认为不得不去做、且是符合原则的事情,那我该怎么办?


       这个情境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有过细致描述。安提戈涅碰到的困境是,她的两个哥哥一个为入侵城邦、一个为保卫城邦战死了,城邦将保卫城邦者称为爱国者,入侵城邦者成为叛国者,并且将一个厚葬,另一个曝尸。而安提戈涅认为,出于血缘关系,她要去收拾叛国者的尸骨,因为国法不能离间亲情,她心中不忍心亲哥哥曝尸街头的想法来自于神法,因而可以超越人法。


      自然法,ius naturae或ius naturale,其中的“自然”不是人之外的物性自然界,而是本性,因此,自然法就是从本性而来的法。本性之法强调的是,它不是一种约定俗称(convention),因而跟实在法、成文法对立。自然法不是一般法律的上位法,也不是宪法,而是有其独立的道德源泉的原则和法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法被看成是成文法的基础,成文法必须回溯至自然法才能获得合法性地位,否则恶法非法。


       除此之外,自然法的用处就捉襟见肘了。任何宣称“我按自然法行事,因而我的犯法不是犯法”的行为,其实都会带来既成法律体系的崩解或者松动,使得原则不是原则,法不像法。一个典型的例子记述在柳宗元《驳复仇议》中。唐朝同州下邽人徐元庆为报父仇,杀了县吏赵师韫,然后投案自首。当时的处罚建议是:“诛之而旌其闾”,处以死刑,但表彰他的复仇精神。其考虑是:复仇是出于孝,但杀人必须死。柳宗元的反驳在于,这种既“诛其可旌”又“旌其可诛”的矛盾做法,会让人无所适从。如果徐元庆的做法被认为是符合儒家春秋复仇精神的,那就只应表彰不应杀他;如果他杀县吏是错误的,那就只应杀他不应表彰。柳宗元通过进一步修补成文法中的漏洞,来为徐元庆辩护:儒家典籍认为,父亲无辜被杀,儿子复仇是应当的(“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但如果他父亲死得其所,那是死于法律,而不是死于官吏,复仇就不正当;因而只要查证当年赵师韫杀害徐父是否枉法,就可做出逻辑一致的判决。


        经常拥有“替天行道”的机会,从而罔顾国家成文法,会使人民丧失对法律的尊重。然而,人们之所以会常常擅自“替天行道”,往往也是由于成文法罔顾人们心中的自然法所致。因而,根源仍然在于:成文法是否能和自然法相适应。自然法的用处,最好应该体现在立法中,而不是革命行动中。


       立法的依据,到底来自于神意、理性还是民意,这是自然法的根本问题。从历史看,人类立法基本经历了从神义到人义的跌落过程,这一过程看起来也是“自然的”,且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文明“熵增”现象,因而那种寄希望于直接扭转人义到神义的行为,恐怕也是人类私智使然。理性既可以论证神意,也可以为民意辩护。民主理论基本上认为,民众投票的决定也是可以与神的旨意相通的,“多数决定少数”除非乞灵于神意(providence),否则无法真正安顿少数派的骚动。神意、理性、民意的混合,才产生西方文明现在的样貌。


      立法和守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秩序演化过程。自然法观念只在立法和守法行动中占据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而且实际上,也是较为不重要的一部分。这其实也是阿姨学和施特劳斯学派同为西方秩序的保守派,分歧却如此巨大的原因。施特劳斯学派是用古典的自然正当观念歧视现代的自然权利论,用一神教的神义歧视世俗人文主义者的人义,然而,不管有意无意,他们都是自然法、普世价值的论证派,而不是对看不透的自由市场和类似生命一样的有序组织保持神秘敬畏的共同体派。自然法的讨论是有益的,但狭隘理解的自然法,则会增加我们对西方文明正典的误解。比如说,姨学推崇的习惯法,到底是自然法还是某种意义上的成文法,是神法还是人法?


朱与非 2016.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