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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健壮的人道主义以及德性匹配的生命

逃票翻墙进入动物园,而终被老虎咬死。这一事实是清楚的,没人质疑。大家争议较多的是一个“知乎式”问题:我们对逃票被猛兽咬死的当事人该怎么看?


社会学家孙立平总结为两个态度,一为活该论,此人故意逃票违背规则不说,还在虎园逗留,自作孽不可活,一为同情论,人死为大,不可对死人毫无同情悲悯之心,因逃票搭上一条命已经够惨了,还要遭到旁观者的嬉笑怒骂,更显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两种态度实际上都依赖于某种道德直觉,前者是对规范、原则的道德直觉,后者是对生命、境遇的道德直觉。但是,孙教授将前者总结为“活该论”,实际上已经带有针锋相对的贬义在里面。孙教授认为,将违背原则的人视为死了都是活该,这是人性冷漠的表现。


所以,我们来谈谈人性。人性就是humanity。什么是Humanity?这很难概括。但我们大致能看到,人性,就是人之为人的东西,就是人+性(human + ity)。要谈论人之为人的东西,就需要知道人是什么才行。人是什么,就是问“人的定义”。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对人有着一个经典的定义,这个定义解释了人道主义的内涵:人是有理性的动物(rationale animale)。这是一个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属是动物,种差是理性。换句话说,理性标记着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因而理性可以看成是人的根本属性。


人道主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换句话说,人道主义以人性为基础,而人性以理性为根本属性。因此,理性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实施人道主义的理由。理性就是人道。理性意味着我们根据原则来行事。唯有理性,我们才能实行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原则。但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理性不是人性的全部。根据人的定义就可看出,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是理性,但人也属于动物,也有动物性。


这样的话,问题就很清楚了,人根据原则行事,这样所表现的是人性中的根本部分,也即理性;人不按原则行事,表现的是人性中的次要(但也绝非无关紧要)的部分,也即动物性。人们总是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但是,人们从其动物性上找到的理由不应该被称作理由,而只是原因,或者借口。因为,这个原因在其行动中是不能被证明为合理的。一个他自己也知道是不合理的原因不能称之为理由。贫穷不是不买票的理由,门票贵也不是不买票的理由,他给妻儿买了票也不是自己不买票的理由,这些原因都无法在这个具体事件中被证明为合理。专门为了逃票而翻越动物园的围墙,无视各种明显的标志,这些故意违背规则的行为中,还包含着对自身人性根本部分的蔑视。也即,他在这种行为中主动地把自己降低到动物性的层面。当然反过来我们也知道,有些时候,人根据其动物性来生存,比那些死守原则的人,更加能够占得便宜而苟活长久。但,那也还是一种动物性的生存而已,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从长远来看,按动物性生存的人群肯定比按照理性生存的人群,活得更为悲惨。人吃人时代,就是形容动物性的人类的。


说到这里,我们就应该知道,根据理性原则评判犯规行为乃是“得到应有下场”,绝非带有幸灾乐祸意思的“活该论”,而是在声张一种道义的审判。这种审判当然是可以施加到一个死人身上的。若一个人死了,一切行为的罪和咎可以一笔勾销,那就没有那么多史书的必要了,所谓“以史为鉴”也就是空话了。死人在其生前的行为,仍然带着正面或负面的价值,影响着世人。这正是评判死人的意义所在。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那些持“同情论”的人,并不是在为那个人违背原则的行为辩护。同情论者也能看到违背原则的可恶,他们只不过希望“慈悲为怀”,希望对于死亡事件有足够的敬重、对于死去的人有足够的悲悯。对他们来说,死去的乃是一个人,这是他们心中泛起“兔死狐悲”之同情心的根源。我们在这里似乎看到了另外一种人道主义。


我们现在可以区分出两种人道主义。第一种是特殊性的人道主义,乃是基于“人居然拥有理性”这个特殊差异性而确立的人道主义,另一种是普遍性的人道主义,乃是基于“人共同拥有理性”这一共性而确立的人道主义。特殊性的人道主义,强调的是人与动物之间想区别的特性,并通过强调这一特性而论证人的重要;普遍性的人道主义,强调的是所有人都具有的那个共性,并通过强调这一共性而论证人的重要。这两种人道主义,都是从“理性”得来的,只不过一个把理性当做特性,一个把理性当做共性。两者都有道理,但是意味却大不相同。


特殊主义的人道主义,应被视为健壮的人道主义。因为这种人道主义乃是要从动物性中争夺自己,确立自己,以自己为目的。对这种人道主义而言,如果人的表现与动物一模一样,那人的生存就毫无意义。人的尊严就在于,他能够违背自身的自然属性(动物性),而自行开辟出人性的道路来。普遍主义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将人身上不同于动物的特性进行自我普遍化之后的产物。当人将理性视为所有人身上的共性时,这一共性就成为一个既成事实的支点,其它一切都由之展开。正因如此,在这种人道主义者看来,如果你不敬重他人,就是在否定这个既成的支点,就是”人性的冷漠“。这种人道主义,就不再是开拓式的人道主义,而是防御式的人道主义,是虚弱的人道主义。


为什么普遍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一种虚弱的人道主义?因为它不生产人性了。换句话说,它只是把理性作为一个基本事实而赋予人,并在此基础上给予人一视同仁的尊重。这种尊重不是对人之高出一等的德性的尊重,而是对人的普遍同质性的尊重。普遍的人性构成了人的平等;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每个生命都被视为同等重要、同样需要被尊重的。这就是虚弱的人道主义。


与之不同的是,健壮的人道主义呼吁人性的不断再创造。健壮的人道主义时刻清醒地认识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也即,唯有在不断提升和超拔自己,使自己脱离于禽兽的过程中,人性中的理性才可以作为根本属性而凸显出来,并成就人性本身。人之德性,就是人在生活过程中的养成和习得。德性是在经验中生成的禀赋。德性有高有低,正是这种人道主义对于人性的根本认知。人们常说,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德性的高低,也自有其相应的下场与之匹配。因此,健壮的人道主义毫不避讳地歧视那些德性低下的人,敬重那些德性高尚的人。他们称那些德性低下者的下场乃是活该,绝不是鄙夷人性,而恰恰是在从反面高扬人性。一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其德性相匹配,而我们对人生的评判,难道不也是最好以德性为标准?


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况,需要我们承认形式上的普遍主义的重要性,那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道德的审判和法律的审判是不同的。道德的审判着重于自省的实质性,而法律的审判则重在警示的形式性。我们可以在道德的审判中无视普遍主义人性,但在法律的审判中则必须强调普遍主义的人性,也即,哪怕犯罪的嫌疑人也有最基本的人权。这在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法律这种实质权力的疏忽和滥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法律在根本上无法触及人性本身,故而需要在形式上规范它。



2017.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