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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吏治帝国的人肉每斤价格都是一样的(“聊城辱母杀人案”)

  1. “罗生门”

倘若把故事写成“罗生门”,帝国的地方法官们在判罚时就不会感到有良心和情感的牵绊了,他们甚至还会认为,自己在判决中英勇地拒绝了诉讼方的死刑要求和高额民事赔偿要求,是乌漆麻黑的聊城官场难得的一股清流。这个罗生门的故事是这样的:

原告方(死者家属和其他几个被捅伤者):我们是讨债者。我们为谁讨债,我们不说。有债就去讨呗。讨债就是要施加一些手段,否则谁都想把债赖掉。我们讨债是不想伤人性命的,这一点谁都明白。讨债人要的是钱,不是命。以命抵债,我们能得个啥好处?但是,讨债闹出人命来,总得有个说法。这会倒好,我们讨债人被伤了个七七八八,还死了一个。你说,这国家的法律支持不支持欠债还钱?这国家的法律支持不支持杀人偿命?欠债还伤人,这不是罪加一等么。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你们如果不让他赔钱和偿命,那这个世界就是支持赖账和杀人。当年他们急困要钱的时候,我们好心借钱给他们;现在他们有钱了还不还,就是他们的错。这利率是有点高,但再低的利率你没地方借。高利贷不是他们欠债不还的理由,我们只问:人是不是他们伤的?


被告方(儿子于欢和他的母亲):我们是欠债者,人是我杀的。他们这样来讨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次两次了。我们总共欠他们135万,高利贷的月利率是10%,我们已经还了180多万,应该是还有十多万没还上。前一天晚上他们来讨债,在马桶里拉了一泡屎,把我的头塞进马桶里。第二天又来,盯着我们,把我们限制在办公室,不让走,一个劲地辱骂,抽我耳光,把我鞋子脱了,让我妈闻。后来还脱下裤子,露出生殖器,在我们面前说下流羞辱的话。后来警察来了,要我们不要打架,警察随后马上就要走,我们想跟着警察,摆脱他们。但他们不让,又把我们拖回办公室,把我按在椅子上揍,我摸到桌上的水果刀,攮了他们几个,其中一个后来死了。我当时没有想我的防卫正当不正当这问题,我就是防卫而已。我一个人力气不够大,他们用上蛮力,我摆脱不开他们。他们把我和我妈一起羞辱了那么久,我原来以为警察会给我们一个公道,至少可以带我们去派出所录个口供。我们欠了债,就活该被他们羞辱么?他们是债主,就可以随意限制别人的人身自由么?他们敢这么欺负我们,我就敢这么做。下次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还是只能这么做。你们碰到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做?

110警察:我们是出警的警察。所有活动都有出警记录仪作证。这种事情,说白了,是民事纠纷,不应该有人身伤害的事情发生。要说羞辱的事,我们去了之后,当然看不出来。但是,是个人都可以想象是怎么回事。债主派几个手下,人多势众去讨债。欠债的人缩头缩尾,拖一天是一天。这种事情,我们只能调解。媳妇骂公婆,也都是各种下流话,我们警察去了,只能让他们平息下来,问题得自己解决。再说了,碰到欠债不还,就像口供撬不出来,我们警察还总是气得要刑讯逼供呢。伤人事件发生在我们调解后从屋里出来。我们返身让凶手交出凶器,那几个受害人觉得状况还行,自行驾车去医院,其中一个后来伤重不治,死了。

法官:我们是法官。法官最希望的当然是,能够只按法条来断案,不要有人情背景,不要有上司命令。法官实际上都知道人情在哪里,上峰的意思指向哪里。就这个案子,原告有原告的人情,他们死了人嘛,被告有被告的人情,他们情势所迫有苦衷嘛,而上峰的意思,即便没人递纸条,也是很清楚的。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公正的审判,公正的审判要严格按照法条。这里主要争议的法条,就是看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我们驳回了“正当防卫”对本案的适用性,因为我们看到:1. 讨债人只诉诸言语和行为羞辱,2. 讨债人没有使用刀具和武器相威胁,3. 警察已经出警。所以我们说,在其母子生命健康权利遭侵害的现实危险性较小的情况下,不存在防卫的急迫性。但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是情急犯罪,伤害者拿起水果刀有伤害的故意,但没有致死的故意,所以不是故意杀人,而是过失杀人。综合以上,判处无期徒刑。

2. 公众的“审判”

“罗生门”的故事写完了。你没看错,法官视角也是罗生门的一种。换句话说,法官的意见只是意见之一种,法官的审判也难逃审判。

在这个案例中,公众看到的事实仅是如此:一个20多岁小伙子,在黑社会案底的匪棍前来讨债并肆意凌辱他和他母亲的情况下,奋起反抗,果断复仇,结果导致毫无战斗力的匪棍一死多伤的结局。而反过来,帮派匪棍在此伤害事件中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了欲向公权力的法庭讨取欠债还钱和杀人偿命的正义要求的一方。

试想,一个人在被羞辱和迫害的绝境中,人身自由完全受限,他通过最后的极端手段来试图挣脱这些控制,因而伤了几个人,而最终,他成为法庭上的被告,成为公权力的唾弃者。这怎么能不让人唏嘘和叹惋?除了那些利益相关者,又有谁不会因为出于对人类艰难绝境的共通感受,而对这小伙子报以同情和赞叹,不对他所受的牢狱之灾感到不平和气愤?

3. 正当防卫

正是鉴于这种受迫害之绝境在人类社会不可避免,所以才有“正当防卫”的概念。正当防卫其实就是“自卫权”的确认。我们试着理解这样一句话:“正当理由不会使一种犯罪性暴力的使用变得合法;但同时,如果暴力使用被证明为正当的,它就不是犯罪行为。” 这该如何具体理解呢?一种登门入室、限制自由、羞辱殴打的讨债行为,哪怕它有正当理由(“欠债还钱”),也仍然不能使其变得合法; 同时,如果这个年轻人基于义愤、保护母亲、奋起反抗而使用暴力的理由被证明为正当,那他就不是犯罪分子。

这句话的重点在于,正当防卫可使人完全脱罪。不存在一种行为被认定为正当防卫,却还须负刑事责任的情况。如果一个人被认定为正当防卫了,却还认为他防卫的举措失当,因而还要把过失归咎于他,这就基本上等于废除了正当防卫的概念。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可以说是两个互相排斥的概念,却非常吊诡地存在在帝国的刑法法典里。

实际上,按照帝国的法律,在流氓插入阴茎之前和提上裤子之后,你把流氓杀死了,都属于防卫过当;在匪徒将刀插入你大腿之前和收起刀子准备跑路之后,你把土匪杀死了,都属于防卫过当。一个典型的正当防卫是:流氓正在你阴道里抽插,或者土匪正在拿刀子一刀一刀割你的肉,你唯有在这个过程中把他杀死才能开启“无限防卫”的正当性护符,让你自己在法庭上全身而退。但这意味着,你若能在法庭上全身而退,实际上早就已经被侵犯到了。必须首先被强奸,才能让自己的反抗不至于防卫过当;必须首先被杀得七零八落,才能用自己剩下的半条命来表明自己是正当防卫且防卫并未过当。

这是相当吊诡的。这个法律实际上是要羊群通过献祭自己的方式来让自己脱罪,而不是从保卫羊群的角度来抵制犯罪。帝国法律认为,正当防卫以“中止”犯罪为限,如果犯罪意图和行为被“中止”,其余的伤害行为就属于“防卫过当”。这种要求相当于,让羊群在制止对自己施加的侵犯的同时,像一个执法者一样掌控全场,能够清楚地分辨罪犯的意图和能力的有无。羊群原本处在无辜被侵犯的意图和行为中,一旦它们有能力反抗甚至中止这种侵害,则要求它们立即具有警察的能力,担当执法者的不偏不倚的角色,否则就会在事后受到惩罚。

这种态度背后有着帝国法律对于犯罪的草率态度。这个法律不是鼓励人们抵制犯罪,而是更倾向于让犯罪的后果能得以摆平。换句话说,帝国法律并不看重坏人和好人的区分,它关心的是,在各种意图和权力面前,如何平息争端。如果有人死了,那么伤人者无论如何都要担负干系,否则就无法对死人的家属做出交代。


息事宁人的法律,将社会正义的要求放到了次要位置。而这正是“正当防卫”变成帝国法律的面子工程的原因。有些律师,他们自诩为法律的专业人士,谨守着这种偏狭的帝国法条,顽固地认为,人民的义愤是对的,但是防卫确实存在过当,所以,“公正”的判罚应该是认定为防卫过当,不要判无期徒刑,而已。这类律师对于帝国法条的理解是对的,但他们对于法律的理解是错误的。最早关于正当防卫的罗马基本法将紧急自卫权的原则理解为:"暴力允许用暴力来反抗。"(Vim vi repellere licet.)这个意思在现代的法律精神中被理解为:不义不能被屈服,而应被反抗。面对侵害,即使在紧急情况下采取温和的措施来逃避是可能的,直接的暴力反抗也是允许的——这里还埋下了为他人的利益挺身而出的“见义勇为”的正当性理由。正当防卫的正当性和目标,根本不应该被理解为“中止正在进行中的利益伤害”,而是源于每个人都有反抗暴力迫害的正当性。

4. 帝国的人肉多少钱一斤?

还有的人,他们觉得,毕竟有人死了。意思是说,有人死了,就得有人负这个责任。还有个律师,在他的评论中虚伪地写道:“相比于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客观价值,人格尊严更具主观属性,因而在法律规定中,对人格尊严的保护要比对生命权的保护相对弱化。”他的意思是,单凭受到人格羞辱,不具备奋起反抗的充足理由。按这个意思推论起来,只有你身上被刺着一刀,你才有“正当防卫”的理由——而这也正是那个法庭的理由之一:看哪,讨债人都还没用上工具,你倒用上了!


我当然不主张,被人人格羞辱,就可以夺取别人性命。因为:“正当理由不会使一种犯罪性暴力的使用变得合法”。但我同时觉察到,如果有人奋起反抗是基于一种人格侮辱下的绝望窘境,那么,他的暴力行为是足以被证明为合理的。因而我们可以这样看:“如果暴力使用被证明为正当的,它就不是犯罪行为”。唯有具有正常思辨能力的人类,才能理解这两句看似矛盾的话的准确含义。

这里根本没有人格权和生命权相比较孰轻孰重的问题。在所有情况下,侵犯生命就是侵犯其人格,侵犯人格就是侵犯其生命。如果有谁把这两者区分乃至对立起来,那只能表明他对生命的理解极为肤浅。他或许认为:有一种无人格的生命,或者有一种无生命的人格。在家属的眼里或许正是这样。那条死去的生命,正是他们拿到法庭上换钱的证据。他们的诉讼,乃是希望法庭完全忽略他失去生命的理由,而只注意他失去生命的原因。他们成功地让法庭相信了,这个人失去生命,不是因为他采用暴力胁迫的手段而遭遇反抗,而是因为有人单纯地使用暴力伤害了他。他们还成功地让法庭忽视了这一点,这个人失去生命,不是因为他自己开车绕远路就医,医院门口跟人吵架延误救治时间,而就是因为有人刺了他一刀。


非常有意思的是,法庭居然相信了,一些无知的律师也在附和这一点。但是,如果每一条死去的生命,不管它死得多么难看、恶劣、没有价值,都可以卖出同样的价钱,那么我们社会本身的价值感在哪里?如果一种无人格的生命,也可以被当作生命来卖,而有人格的生命反而要因为他的正义感而被剥夺生命,那么这个社会是否还能建立起基本的认同?


吏治帝国用它的实际行动向我们表明,每条人命的价值在它眼里都是一样的。它一视同仁地保护生命,但并不是为了保卫生命的价值,而是为了捍卫每条人命都可以拿出同样的价钱来卖的原则。这条原则是帝国法律和帝国细民们一起心照不宣、小心翼翼维护的根本原则。帝国法律承诺帝国细民在它的卵翼之下,如果有人违背帝国意志而私力加害,都会付出同样的代价;帝国细民相信这一点,因为他们把自己看成了对帝国有所用处的材料,每块材料都对帝国具有相同价格。正是基于这条原则,学生在学校里死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可以从学校得到一笔赔偿。病人在医院死了,不管这个病人多么病入膏肓,无药可救,都可以找到各种理由让医院负责。也正是这个原则,那些受尽家暴的无知妇女,只要她们有朝一日起来反抗,乃至将他们的丈夫杀害以求摆脱牢笼,都会一视同仁地被送进监狱,关一辈子。帝国法律将抵制犯罪放在次要位置,但却要人们对抵抗犯罪分子之后的结果负责。它盲目地认为,只要摆平结果,就能使社会稳定;但是却看不到,这样的平衡策略,无疑让无辜良民面对暴力侵害时处在了更为不利的位置上,对于积聚社会矛盾有着实质的功效。但是当然,这或许正是训练无辜良民的手段,只有让所有良民被训练成在暴力侵犯面前立马变成呆若木鸡状和惊若鸵鸟状,这个社会才真正实现了对于顺民的驯化。


帝国的地方法官在这个判罚中有着严重的盲点。首先,他们将辱母情节视为一般的人格侮辱情节,似乎比校园霸凌事件中的羞辱还更为不值一提,这是够让人奇怪的了。这样的案例还发生于孔孟之乡的齐鲁地区,仿佛他们生活在另一个国度,而其他国度的人们还替他们记得他们祖先的谆谆教导呢。更何况,董仲舒所发扬的儒术中,格外有一条来自春秋公羊学的复仇理论,他将此视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关键性道义枢纽。古代不同时期还出现过子报父仇、杀人无罪的案例。在这个重提儒术的时代,出现这样的判例更让人觉得,法官们确实有点逆水行舟、不识水性的倾向。其次,帝国与细民的生命约定,独以帝国之绝对暴力和细民之绝对驯服为前提,但并不是说,帝国内的邪恶组织可以分摊帝国的权力而与细民讨价还价。当邪恶组织浮出水面,帝国将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重锤展示帝国的力量和它的人民守护神的角色。它将给细民以公道,粉碎邪恶组织的阴谋,从而回复到帝国每斤人肉价格都相同的初始位置。



2017.03.26